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强大多边贸易体系的好处。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是经济安全的最佳保障，因为它能为受供应短缺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强大的灵活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边贸易体系提供的这种“弹性安全”对缓解供应短缺非常有效。埃塞俄比亚针对俄乌冲突所做的政策调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为了应对供应中断，埃塞俄比亚可以选择大幅增加对美国和阿根廷的小麦进口，尽管该国之前没有从阿根廷进口过小麦。

已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呈现相当集中的态势。例如，只有少数美国公司有能力拥有分散化的供应链，即从一个以上的来源国进口同一产品。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全球各国出口的产品当中有19%是“瓶颈”产品，即供应商少但市场份额大的产品。有趣的是，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里翻了一番。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程度反而减少了。

虽然我们很倾向于把这些事实仅仅解读为分散化程度不足，但更有可能的是，它直观反映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沉没成本。对企业来说，寻找合适的外国供应商、协调生产流程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很高，因此它们不得不合理化其全球采购战略。更重要的是，避免供应链中断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私利，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其最终盈利。麦肯锡公司估计，供应链中断平均每十年会使企业损失40%以上的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国家层面的专业化是比较优势力量彰显的自然结果，是贸易收益的典型来源。事实上，贸易之所以有益，正是因为能通过它获得国内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关键产品。

据世贸组织经济学家预测，若全球经济分裂为两大相对集团，各国实际收入平均或将减少5.4%。相反，恢复多边主义将使实际收入增加3.2%。因此，转向地缘政治竞争而放弃国际合作的机会成本高达8.6%。更为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机会成本仅为6.4%，而发展中经济体则达到10.2%，最不发达经济体高达11.3%。由于低收入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最显著，因此它们所承受的风险也最大。

最近一篇学术论文更正式探讨政策如何应对潜在供应链中断的问题（Grossman, Helpman和Lhuillier，2023）。该研究指出，政策可能是纠正两种相互对立的市场失灵情况的手段。一方面，企业倾向于在供应链韧性方面投入不足，因为供应链中断的一些成本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另一方面，企业还有可能对供应链韧性进行过度投资，因为供应链中断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特殊的获利机会。总而言之，政策干预的案例相当难以捉摸。政府可能希望推动回流、离岸外包，或什么都不做、或两者都做。

实际上，这表示政策干预全球供应链并不充分合理。虽然韧性良好，但是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判定企业系统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大小。即使如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当前一些国家安全政策注重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企业没有将其商业活动的安全外部性内部化。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对全球供应链进行了有限的干预，目的就是要内部化这些外部性。

上述看法指出，政策的首要职能在于打造经济体系，形成具有弹性的供应链并推动其不断发展。为实现此目标，关键在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降低贸易壁垒和歧视性，提高其预测性。需要谨记的是，多边贸易机制是国际社会为了达成一个历史性的目标而争取的成果，而非国际商业政策的自然演变。

多边贸易系统以规则为基础，这对维护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它不仅能降低政策风险，也有助于提升市场开放性，从而更容易获得替代供应商。如果贸易系统以权力为基础，各国可能随意调整贸易政策，这些优点将不再存在。

据资料显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贸易流动带来极大的风险。比如，Handley教授在其2014年的研究中提到，即便实际税率不变，降低约束税率也会导致贸易流量增加。这是因为降低累进税率可以限制实际税率的波动范围，进而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时候，各国实际征收的税率低于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从而导致所谓的关税过高。

这可能有另一个意义，即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可信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涉及各国的政策承诺，也关系到这些承诺的可靠程度。这意味着，任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从而破坏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运转。因此，解决世界贸易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可信度方面的挑战与中央银行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方面的挑战类似。

然而，这并不表明全球贸易所依赖的经济体系无法得到改良。为了增强全球供应链的弹性，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再全球化”的概念。这一想法旨在实现更加包容性的全球化，使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

来源：联合国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