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信用担保、优惠贷款和暂停利息支付等政策，向受到疫情冲击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从而成功缓解了疫情给他们带来的经济痛苦。

这些政策虽然为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有效支持，但也导致私人部门债务激增，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宽松融资环境引起的杠杆稳步上升趋势进一步持续下去。

2020年，全球私人部门债务增幅已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更快，几乎与公共部门债务的增速相同。

我们估计，近期的高杠杆将导致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其在今后三年的平均累计影响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为GDP的0.9%，在新兴市场为GDP的1.3%。

但加总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疫情对家庭和企业财务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国家内部各不相同，反映了政策应对措施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例如，娱乐业等接触密集型服务因人们避免外出而收缩，但计算机、软件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和出口随着消费者在电器上的支出增加而扩大。不同消费者和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消费者和企业——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因政府提供的支持而有很大差异。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以下国家，疫情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能要大得多：一是债务更多地集中在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和脆弱的公司；二是财政空间有限；三是破产制度低效；四是货币政策需要迅速收紧。

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企业（那些负债累累、无法盈利且难以支付利息的企业）往往更容易受到高负债的影响。因此，他们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消费和投资支出。因此，在疫情期间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企业的债务增加最多的国家也将受到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不利影响。

在有详细数据的国家中，中国和南非的家庭债务增幅最大。但两国的家庭债务状况截然不同：在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增幅最大；在南非，杠杆增长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家庭。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德国和英国的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增加幅度更大，而法国和意大利的贫困家庭的杠杆率下降。

疫情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弱势企业——主要集中在接触密集型服务行业——通常不得不借债来应对大流行造成的收入下降。因此，在接触密集型行业占比较高的国家，未来的投资水平可能会较低。

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的加速，政府在退出超常规的支持政策时，应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紧对财务最困难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例如，我们估计，意外利率收紧100个基点将导致对导致杠杆率最高的公司的投资在两年内减缓6.5个百分点，这比杠杆率最低的公司高4个百分点。

在恢复进展和良好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中，可以更快地减少财政支持，从而支持中央银行的工作。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过渡恢复阶段的过程中，政府应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保持可靠的中期财政框架。

为防止货币政策迅速收紧造成严重的、可能长期持续的扰动，政策制定者应密切关注金融部门的不利发展。

在某些国家，受到疫情重创的部门出现破产潮，并可能蔓延到其他经济部门。这些国家特别需要注意金融部门的状况。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鼓励公司破产重组，而不是破产清算；必要时，他们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偿付能力支持。

当局还应加强重组和破产机制（例如通过专门的庭外重组），以促进将资本和劳动力快速重新分配给生产力最高的公司。

同样，如果家庭债务威胁到经济复苏，政府应考虑实施经济债务重组计划，旨在将资源转移给更有可能花费收入的弱势群体。这些项目的设计应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简而言之，家庭和企业债务的增加危及经济复苏的步伐。但这种风险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仔细、实时的监控对于正确退出支持措施至关重要。这可以防止他们在融资环境紧张时突然陷入困境。

来源：联合国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