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仅仅两年之后，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险——这次是高通胀和低增长同时出现。即使能够避免全球性衰退，滞胀的痛苦也可能延续数年，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和动荡不安。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大幅增加供给。

在俄乌冲突、通胀飙升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最新预测对增长前景进行了大幅下调：预计今年全球增长大幅放缓，从2021年的5.7%降至2.9%。这比今年1月预测的2022年增速（ 4.1%）下调了近三分之一。导致下调的主要原因包括能源和食品价格激增、俄乌冲突引发的供应和贸易中断以及目前各国正在实施也很必要的利率正常化。

新冠疫情已使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和减贫进程遭受了重大挫折，而俄乌冲突又使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面临更复杂挑战。预计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增长率只有区区3.4%，差不多是2021 年的一半，远低于 2011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同样，对中等收入国家的2022年增长预测也已大幅下调，比今年1月的预测下降了1.3 个百分点。

到2023年，约40%的发展中经济体人均实际收入将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对很多国家来说，经济衰退将难以避免。由于天然气供应受限，特别是较贫困国家用于化肥生产和发电的天然气不足，因此需要有关方面宣布全球范围内大幅增产天然气，这对恢复不推高通胀的增长至关重要。

通胀持续高于平均水平、增长持续低于平均水平并且这种状况维持数年——目前来看这种危险很大，而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预计2021年到2024年全球增长将下降2.7个百分点，是1976至1979年间降幅的两倍多。由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投资疲软，增长低迷可能会在整个2020年代一直持续。目前很多国家的通胀率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而且预计供给增长缓慢，因此价格涨幅居高不下的状况可能会比当前预期的延续时间更长。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目前处于创纪录的水平。大部分是对私营部门债权人的债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可变利率，这可能导致利率大幅上升。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和货币贬值，过去仅限于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困境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蔓延。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借贷成本上升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障碍。此外，各国2020年为抗击疫情提供的大部分财政支持将在未来两年内撤出，虽然债务水平仍将居高不下。在退出这一政策后，重要的是通过使用有助于加强供应链、小企业和资本配置过程的金融和货币工具来减少不平等，增加所有人的收入。

不过，现时的情况与七十年代有所不同。在70年代，美元非常疲软，但现在很强势。石油价格在1973-74年翻了两番，在1979-1980年翻了一番；目前，经通胀调整的油价仅为1980年水平的三分之二。此外，在七十年代的危机中，金融机构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但现时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大致良好。

目前，世界各国经济体比70年代更加灵活，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僵化有所减少，政策制定者有更好的能力来避免滞胀。货币政策框架的可信度提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运作都围绕着稳定价格的明确使命。加上目前的技术和资本完全可以大幅增加供给，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锚定长期通胀预期。

为了降低停滞的风险，全球决策者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这个全球危机交叠的特殊时期，决策者需要优先考虑五个关键领域。

首先，必须尽量减少俄乌冲突造成的伤害。这就需要有效协调对危机的各项相应反应。

第二，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石油和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必须扩大基本粮食和能源商品的供应。市场总是向前看，因此，即使只是宣布将来扩大供应也会有助于降低价格和通胀。所有国家都必须加强社会安全网，同时避免采取会进一步推高价格的进出口限制。

第三，迫切需要加强减债力度。早在疫情爆发之前，低收入国家就开始面临严重的债务脆弱性。随着债务问题蔓延到中等收入国家，除非采取迅速、全面和大规模的债务减免措施，否则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第四，政府官员必须提高民众对疫情的应变能力。必须加强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这应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第五，必须加快向低碳能源的转变。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需要各国在电力、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等领域增加投资。决策者应建立气候智能型监管框架，调整激励结构，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监管。

恢复长期繁荣取决于实现更快增长和建立更稳定、更基于规则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决策者必须努力缓解全球发展面对的其他威胁：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持续的滞胀压力、日益危险的债务积累、不平等和不稳定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无数风险。

来源：联合国贸易网络